肯尼閱讀筆記(社會人文) @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人力資源的奇幻旅程

永遠記得，2021年再次走入校園充電後，再次溫習到「經濟學」這門曾在大學時期令人沒有愛只有恨的社會科學，幸運的是這次遇到足以影響讓小編對於經濟學領域重新豁然開朗且令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老師，在其幽默風趣與深入淺出的教學風格外，其課程學習大綱中有一項是指定所有同學要閱讀來自麻省理工與哈佛大學教授所共同撰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一本書並繳交小組團體報告作業。即使三年過去了，小編就此本書籍對於「經濟與選擇」的宏觀與覺察仍相當深刻。

大家是否有想過，為何美墨邊境兩個城鎮，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諾加雷斯市與一牆之隔的墨西哥索諾拉省的諾加雷斯市，兩個城鎮名稱相同、地理位置相同、氣候相似、種族結構相近，但兩個城市的平均所得、平均壽命、治安狀況與醫療資源卻南轅北轍？再者，為何美國人的平均所得是埃及與中美洲人民的十倍以上？是撒哈拉非洲人民的二十倍以上？是馬利、衣索比亞、北韓、獅子山、剛果等非洲貧困國家的四十倍以上？為何北美、澳洲、日本、紐西蘭、新加坡、南韓、台灣、西歐等國家的人民享有與其他國家人民大不相同的生活？為何一樣是歐洲人所殖民的新大陸，北美洲與中南美洲的發展卻有如此的天壤之別？是什麼樣的情況讓一些國家走到現在極度貧窮的地步？如埃及20%人口生活在赤貧中；北韓、獅子山共和國、辛巴威的貧窮人口更超過半數。哪一種制度的改革，可以改變該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倘若我們無法從根本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國際援助不但無濟於事，甚至還可能帶來反效果。

本書作者麻省理工經濟學教授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詹姆斯．羅賓(James A. Robinson)，透過還原世界各國的歷史以兩人十五年的共同研究成果，回答這問題：不是地理環境、不是文化因素、不是無知假說，而是「制度」，制度是國家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過程，決定了國家今天是否繁榮昌盛。

小編當初綜整本書主要架構，分別嘗試從政治與經濟、榨取型制度、廣納型制度，以及關鍵時期和微小制度四大角度切入，透過模擬提問方式加以探討國家為什麼會走向失敗？亦或是國家為何會走向成功？試著帶領大家走進人文社會科學這一門令人又驚又喜的探索旅程。

壹、政治與經濟

一、為何經濟與政治會如此的密不可分？

政治是社會選擇管理社會之規則的過程，政治制度決定誰在社會中有權力，以及權力可以用來推動所需的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運作下所產生的結果勢必會回頭影響者政治的運作而形成一個迴圈，差別只是正向迴圈或負向迴圈，此也意味者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是密不可分且彼此相互影響，誠如我們常耳聞「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也就不足為奇。

二、世界的不平等與國家富裕貧窮的根源為何？

過去有很多的假說用以解釋為何世界如此的不平等與貧富差距，惟「地理假說」和「文化假說」皆無法解釋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諾加雷斯市與一牆之隔的墨西哥索諾拉省的諾加雷斯市、北韓和南韓、東德和西德等差異，也無法解釋跨及熱帶的新加坡與台灣為何能在全世界的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熱帶疾病確實造成許多非洲人飽受病痛之苦，尤其是瘧疾，惟「疾病」說穿了是「貧窮的結果」，而非貧窮的根因，政府究柢沒有能力或無意願採取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來消滅疾病；「無知假說」主張窮國之所以貧窮是因為有很多市場失靈，而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不知如何解決，惟如果問題是無知，善意的領導人很快會學到哪些政策可以增進人民的所得和福祉，而非一錯再錯而萬劫不復。
無論是疾病、文化無知的論點，其實都是「制度選擇」下的結果，尤其是政治菁英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常扮演阻力而非助力的角色，當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所把持，則必然走向衰敗。貧窮的國家若想要變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轉型，從榨取型政治制度轉型為廣納型政治制度。
廣納型(Inclusive)政治制度與榨取型(Extractive)政治制度影響者國家日後的經濟體，本書作者將具備「政治集權」和「政治多元化」兩個元素的政治制度稱為廣納型的政治制度；倘若這兩個條件有一項付諸闕如，則為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其中，為何政府權力運作需要集中化？因只有集中化的權力才能落實國家政策的全面推動和資源配置，若政府權力過於分權，國家政令無法有效行使於其所有領土區域，甚至可能出現同哥倫比亞般，政治、黑幫、與自衛組織團體形成一種或明或暗的共生關係。至於為何需要政治多元化？若政治權力僅掌握在少數政治菁英或是一黨持續獨大，政府權力將可能無限被擴張，監督制衡機制亦可能付諸闕如，如阿根廷、辛巴威、委內瑞拉的專制集權到無法無天。

貳、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

一、為何榨取型政治制度與榨取型經濟制度，會形成頑強的惡性循環？

榨取型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型經濟制度，而榨取型經濟制度過頭來為榨取型政治制度服務，因為經濟的財富及權力資源也得用以鞏固同一批少數菁英的政治權力。榨取型政治制度會讓權力的濫用無所限制，會讓控制政治權力的少數菁英得以選擇沒什麼限制或對手的經濟制度與專制獨佔，他們以圖利自己的方式組織社會，達到自肥且永久掌權的目的，進而犧牲大多數人的權益。權力輪替的後果常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只是徒換另一批政治菁英獲取利益。誠如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所云「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榨取型代表性例子包含但不限於：農奴體制、光榮革命以前的英國、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法國、1990年兩德統一前的東德、1950年前美國南方的方黑人種族主義制度、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中古世紀的封建制度、中古世紀的奧匈帝國、中古世紀的鄂圖曼帝國、中古世紀的羅馬帝國時期、蘇聯、始終如一的獅子山共和國與多數下撒哈拉非洲國家(如剛果共和國、奈及利亞、衣索比亞、安哥拉、查德、象牙海岸、盧安達、索馬利亞、烏干達、蘇丹、莫三比克等)、北韓、突尼西亞等。

二、榨取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是否無法創造經濟成長？

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少數菁英階層也鼓勵盡可能成長，如此才能榨取更多資源與財富，畢竟榨取型制度至少達成低度的中央集權，當國家全力投入在某個產業或領域仍會推動經濟成長，但終究無法長久持續，如蘇聯在1928年至1960期間將國家資整移轉至工業發展的經濟軌跡即是典型案例。然而，榨取型制度下的成長不易持久有兩個關鍵原因：

持久的經濟成長需要創新，而創新又與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密不可分；所謂創造性破壞，不僅經濟上以新代舊，政治上也有可能顛覆既有的權力結構。創新或創造性破壞所創造出的誘因可能會造成權力和所得的重新分配，此將危及與威脅到既有的政治制度與掌權的菁英(對創造性破壞的恐懼往往是反對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根源)。
宰制榨取型制度得少數菁英，無不是犧牲社會多數的人以圖利自己。政治權力成為有心人士垂涎的目標，以致內鬥、叛亂、鬥爭會把社會推向政治動盪。

三、不穩定或專制的政權結構對社會與經濟有什麼影響？

不穩定或專制的政權結構對經濟制度、創新發展、新科技採用、經濟誘因的衝擊十分明顯。此種政治形態導致私有財產權的高度不安全或私有財產國有化(此情況人民無誘因努力並提高生產力)、創新無法被保護或採納、獨佔事業被政治菁英把持、人民的福祉被剝削、人民的安全無法被保護；此外內戰、政變、謀殺、鎮壓等不穩定的政局頻繁發生。政府將經濟制度所創造的資源讓精英得以組織軍隊和防衛武力，以保護他們對政治權力的專制獨佔，且相對也被缺乏徵稅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威與能力。

參、廣納型(Inclusive)制度

一、為何廣納型政治制度與廣納型經濟制度，易形成良性循環？

廣納型政治制度尊重民主且重視多元價值的法治社會，提供更多保護人民、社會與企業更多的保護機制，也因此才能孕育出像「創新之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也呼應了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亦即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而導致一個顛覆性的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
世界上很多的富裕國家都來自廣納型制度所創造出的經濟成長，在廣納型經濟制度下，由於財富不是集中在小群體的菁英手中，他們無法用經濟力量不成比例的擴充政治權力。這些制度讓有天分的人民不必面對無法攀越的障礙而輕易開創企業；能鼓勵人民發展才能和技術讓其做想要的職業選擇與發展科技創新；能在自由的勞動市場雇用合格的員工；能在競爭開放的市場環境拓展公司的事業；能創造相對平等的資源分配與投資的動力；能夠讓大家信任公正的法治去締結合約，且沒有獨裁者能夠掌控絕對的權力並改變遊戲規則(如徵收土地財富等資產、隨意逮捕、威脅人身安全等)；能享受更完善的教育、衛生醫療、交通運輸、資訊網路、生活治安的公共服務；人民甚至可投票選出管理這些公共服務制度的政府公僕。

二、採取廣納型的制度是否可確保持續維持？

不一定，即使在採取廣納型制度後也有可能在途中被反轉為榨取型的制度，從早期伴隨大量貿易經濟成長的水都威尼斯，在蓬勃一段時間後，突然轉向榨取型政治制度，政府接管貿易並實施貿易國有化，長程貿易變成貴族專利後則逐漸衰退；或是羅馬共和時期的權力制衡機制、長程貿易、運輸和公共服務(如路燈和下水道系統)欣欣向榮，但後來轉成帝國升高了榨取與奴隸的普遍存在，最後導致內鬥、不穩定和崩潰。
不勝枚舉的例子還包含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德國和日本都是最富裕最工業化的國家，教育水平也高，但卻無法阻止納粹的國家社會黨在德國興起，也無法阻止日本想要透過武力戰爭擴張領土的野心，使得兩國有好一段時間中回頭走向了榨取型制度；又或是十九世紀的阿根廷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二十一世紀的阿根廷彷彿是搭乘時光機回到過去的世界。

三、中國在政治上偏榨取型，然而過去這三十年來為何能仍創造高度經濟成長？

中國在過往之所以維持好一段期間成長，係因前領導人鄧小平推動改革榨取型的經濟制度後，從一開始的農村經濟政策，開放允許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競爭，開放土地私有化，導入開放城市政策引進外商投資，推動工業經濟引入海外的投資與技術，加上數十年期間的低工資成本交叉影響，使中國逐步走向廣納型經濟成長的道路，也使得中國遠遠與僅著重在重工業發展的蘇聯和著重在軍事工業的北韓，有著天壤之別的經濟成就。然而，中國在此榨取型政治制度下所推動出來的廣納型經濟制度，後續若要為維持持續性成長，仍必須取決於是否具有創造性破壞的支撐，以及榨取型政治制度是否產生變化。

肆、關鍵時期和微小制度

一、關鍵時期與微小制度為何會對制度產生衝擊？

「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意旨一個重大事件或眾多因素匯集，躍過漸進式改革所常會遇到的障礙，而直接破壞了社會既有的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制度上的微小差異經關鍵時期出現後會因一連串的交互作用而放大制度的分歧。如在西元1346至1347年代，黑死病從中國散播到整個地中海地區各國導致近半數人口死亡，直接衝擊到農奴體制與封建制度，勞工人數在極度短缺下開始要求更大的自由；如大西洋貿易路線的打開，為許多西歐國家製造了巨大的獲利機會；如西元1688年英格蘭的光榮革命，限制國王和行政官的權力並把決定經濟制度的權力交給國會，讓更多人對政府運作方式有更大的影響力進而創造出世界第一套廣納型的政治制度。
當政治制度是廣納型，經濟制度也變得廣納型，此也間接促成英格蘭的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觸發了一連串的運輸創新、治金技術創新、蒸汽動力創新，以及紡織機械化生產創新，逐漸邁向廣納型經濟制度；如西元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另一個關鍵時期，打破了長達三個世紀的階級封建制度，引導西歐制度與英國制度的聚集，並加深西歐與東歐的分歧。

二、關鍵時期是否一定會推動成功的政治革命？

並非所有的關鍵時期都會導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讓世界變得更好，歷史中有太多例子，在革命和激進的運動推翻暴君後，卻由另一個暴君取代的惡性循環，此現象被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稱為「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如衣索比亞的所羅門王朝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被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軍官孟吉斯圖推翻後，從獅子山英國殖民總督到史帝芬斯，或是辛巴威總統穆加比推翻原先白人統治，中間的轉移無疑只是榨取型的變本加厲，不禁完全呼應馬克思的一段評論：歷史是會重演的，首演是悲劇，重演則是鬧劇。
關鍵時期成功轉向廣納型制度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取得權利的廣泛聯盟」，能夠共同挺身而出反對榨取型的專制統治，並以更廣納、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之。唯有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

伍、結語

一、廣納型政治制度與廣納型經濟制度創造正向的迴圈力量，榨取型政治制度與榨取型經濟制度則創造負向的迴圈力量。

富國之所以富裕，大體是因為過去三百多年的某個時間點，成功發展出廣納型制度，即使在轉型的過程中即為顛簸曲折卻持續產生政治多元化的動力，創造出正向的回饋過程，一步一步的強化並擴大廣納性。相對的，窮國之所以貧窮，是因為榨取型政治制度與榨取型經濟制度所形成的惡性循環是具高度韌性的，榨取型經濟制度無法產生經濟誘因，激勵人民儲蓄、投資並創新。從冰山一角中的辛巴威高達難以置信的94%失業率和總統的假樂透中獎事件來看，只是不斷重複驗證榨取型會創造強大的負向回饋過程。因此，要解決當今國家在經濟及政治上的失敗，就必須將國家的榨取型制度轉變成廣納型制度。

二、好的政府創造出好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這些好的制度亦創造出更多好的誘因。

好的政府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政策與建立社會的良善認知，讓人民具有生命與個人財產保障誘因下，創造出鼓舞人民選擇努力工作的誘因，讓個人產出變得更具經濟效率，同時造福個人、企業與國家。同理，好的政府建構出完善的經濟運作制度，為企業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智財機制、稅賦與匯率誘因，創造出鼓勵企業選擇努力成長的誘因，讓企業產出變得更具規模經濟，除了對員工和股東有更多的獲利分紅外，企業也有更大的餘力回饋社會施予更多的投入與協助，同時造福員工、股東、企業家與國家。

20240928-國家為何會失敗(封面)